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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记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赵太侔

赵太侔,原名赵海秋,又名赵畸,字太侔,后来即以字行。1889年出生,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幼年的赵太侔聪颖勤奋,刻苦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州中学。1909年毕业于烟台实益学馆。辛亥革命后,曾任烟台军政府科员、临淄县小学教员等职。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济南任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英语教师。
赵太侔早年追求进步,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山东的活动,是同盟会会员。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与同学袁世英、黄凌霜等发起组织“实社”,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并编辑出版《实社自由录》两辑,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支持。
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美,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在此期间和留美的闻一多、涂上沅、梁实秋等交往甚密,共同组织中国京剧在美公演,受到美国华侨的好评。
1925年结业回国,赵太侔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讲师,主讲戏剧理论课程。在此期间,他和余上沅、闻一多将频临倒闭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开办起来,创设了戏剧系,任戏剧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在北大兼任了两门戏剧课程。北京艺专戏剧系,是中国第一所在官方备案的戏剧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8年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秘书长。不久回到山东,先后任济南第一中学校长、济南实验剧院院长,这是一所边学习边做实验演出的戏剧学院。因经费困难,1929年停办。
1929年,赵太侔在泰安民众剧社的基础上,创办了山东实验剧院,任院长。山东实验剧院在随后的发展中,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精英,济南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戏剧中心。
1928年夏,设在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报请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拟重新组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被提名为筹备会委员,由南京返回山东。1930年筹备工作完成,使用原私立青岛大学校舍(即德军俾士麦兵营),组建成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为蔡元培推荐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长杨振声,赵太侔辞去省立一中校长的职务,专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和教务长。1932年春,受学潮影响,国立青岛大学被要求整理,杨振声辞去校长职务,赵太侔接任,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侔上任后,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不久仍分开),取消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暂不招生),筹建工学院(1933年成立)。除坚持杨振声的“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外,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学校建设,并身体力行,做出成绩。
第一,建立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赵太侔认为办好大学,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他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了解对方情况后,他或亲自登门聘请,或者托人代聘。国立山东大学经费虽少于其他各校,但教师的薪俸与其他各校基本相同。而且每次聘期一般为两年或三年,这在当时时局动荡、谋职困难的情况下,可使受聘教师解除后顾之忧。教授在校任职连续三年者,可享受半年假期,或从事专题研究,或出国考察,经过申请学校可给予适当的补助。至于青岛的气候、地理位置、交通等优越条件,当然对教师也有不小的吸引力。按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师资阵容和水平,除北大、清华外,较之其他国立大学都无逊色。新聘教师还处于年富力强,他们工作认真,使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第二,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行教授治校,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学校的重大问题和兴革事项,均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议,校长负责组织贯彻执行。校务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教授们均能积极地关心学校,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保证了学校的工作在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此外,在校长领导下,还设立了科学研究、教师聘请、校舍建筑、教学设备购置、毕业考试等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也都从教授中聘请。他们不但能把与教学有关的工作处理得更稳妥,更完善,而且也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国立山东大学那时工作和谐、目标一致,大家同心同德,教学、科研、学校建设进展的都较快,应当承认,是实行这种领导体制的结果。
第三,撙节行政开支,添置教学设备,改善教学条件。当时全国各校名为国立大学,而经费来源主要靠地方拨款。富省多拨,穷省少拨,当时青岛大学只有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赵太侔继续厉行勤俭办学的方针,把学校行政开支压缩到只占全部经费的六分之一,把行政人员精简到只占全校教师的五分之一。把节余的经费存入银行生息,用以添置教学设备。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师生自己动手制作实验器材,如物理系修制仪器,化学系自制药品,生物系采集标本等等。从1933年期,使用银行存款,申请教育部补助,陆续建成科学馆、化学馆、工学馆、水力实验室等等。至1936年图书馆藏书增至40万册,教学仪器增至1200余件,化学系自制的化学试剂,能对外供应。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而且这种励行节约、勤俭办学的精神,逐步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
第四,培养严谨勤奋、基础扎实、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赵太侔认为学风是学校的精神支柱,而好学风的形成,又必须是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动全校人员自我严格、自我追求的结果,所以他要求教师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在科学研究中要不断创新,取得成果,对学生,要求好的学习成绩,根据《学则》的规定,选优汰劣,绝不稍宽。为了确保毕业生的质量,对每届毕业班都设立毕业考试委员会,办理毕业考试和审核成绩。
1932年,赵太侔妻子俞珊的弟弟,共产党员俞启威(黄敬)在地下党指示下组织“左翼剧联”,对外称海鸥剧社,成员有崔嵬、杜建地、李云鹤等,剧社聘赵太侔为顾问,他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剧社得以在校内礼堂公演,后在社会上公演进步戏剧。
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校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的训令,使山东大学在国内声名鹊起。
1936年,由于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赵太侔受到当局的指责、地方的刁难,拒绝拨给协助经费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于当年8月愤而辞职,随即离校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其间,他拟定了戏剧改革大纲,继续他的戏剧改革梦想。赵太侔和余上沅、熊佛西都是国剧运动的中坚。国剧运动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赵太侔等留美学生,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旧剧,并加以改造的一次有益尝试。国剧运动以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剧刊》作为平台来进行,余上沅、熊佛西、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很多曾留美的学生都参与讨论。赵太侔发表了《国剧》《光影》和《布景》三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剧》。赵太侔倡导的“国剧”追求世界性的通性和民族个性的融合,理论核心是崇尚“写意”,首次提出了“程式”这一戏剧概念。赵太侔关于戏剧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少,他的理想主要是通过创办戏剧院校来实现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随北平艺专迁移至湖南沅陵,不久辗转至重庆。在陪都先后担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
抗日战争中,国立山东大学内迁至四川万县,旋即奉令停办。师生和图书馆仪器并入中央大学等校。赵太侔到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42年任国民政府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1944年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46年2月,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仍在青岛复校,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再次主持山大工作。此时复校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他从从四个方面着手,启动学校重建工作。
一是收回校舍。青岛沦陷后,国立山东大学校舍被日本人占用,胜利后又被美军接收做了兵营。收回校舍是复校中最急迫、最关键的一步,而且又是一项复杂、棘手的工作。为此,他电召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八年之久、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周锺岐教授到重庆,聘为总务长,先期去青岛,办理收回校舍事宜。赵太侔当年6月到青岛,亲自与驻青美军司令柯克谈判,又陆续收回一批校舍。1946年10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赵太侔誓言要倾其智慧和力量办好学校。他亲自出面向驻青美军讨还被占校舍。直至1948年底美军从青岛全部撤走时,校舍才得全部收。二是系科设置。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设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共八个系(农学院未招生)。复校后赵太侔考虑到,胜利伊始,各业待举,而培养人才尤为急务。经请示教育部同意,重新规划设置专业,设立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共十六个学系。因此,复校后的山东大学较前有了很大发展,规模得到扩大,成为一所有各门学科的高等学校。三是延聘师资。胜利之初,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急聘教师。赵太侔接任校长后,捷足先登,早发聘书,并能礼贤纳士,登门教请。他运用各种关系国内外聘请名师,从已公布的他给老舍、朱树屏等人的信中,充分显示了他求贤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当时应聘的有:朱光潜、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尚奎、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刘椽、阎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沇福彭、穆端五等等国内知名学者教授。组成这样高水平的教师阵容,赵太侔确实是费尽了苦心。上述教师除老舍出国、朱光潜因病中途辞聘外,其余均在1946年秋和1947年春到校。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由于聘到高水平师资队伍,不但促进教学、科研的提高,而且为50年代的山东大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全国招生。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工作,仍然坚持严要求、重质量的传统。同时赵太侔认为学术无地方性,学生来源越广,在相互切磋和陶冶中,越能培养优秀人才。当年秋季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青岛八个城市设立招生办事处,当时报考的学生共5871人,经过初试和复试,录取本科学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达到了广收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程度。
赵太侔的青年时代,追求个人奋斗,旨在成名成家。壮年时代进而关心国家命运,以办好学校、培育人才、实现教育救国为己任。他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任期中,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甚理解,认为学生只有读书成才,将来才能救国,所以采取劝服、说服等办法。但是,他对学生又寄以无限的希望,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主张“在校言校”,要求师生在校园里按部就班地教与学,即使有的活动有明显进步色彩,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他也不予干涉。山大复校后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新报社,其刊名《青年新报》就是赵太侔亲手题写,其报刊登记手续也是通过学校介绍办理的,总务长周钟岐还批准可由山大印刷,并允许使用学校的一个房间。这份小报以锋利的文笔揭露美蒋的反动本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仅出版三期即遭当局查封。1934年8月,物理系学生俞启威被青岛当局逮捕,押解济南。赵太侔闻讯,赶到济南,力请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李文斋、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出面保释,并亲领俞启威返回青岛,送给旅费,密嘱速速远走。1946年10月,教育部给赵密电,指令查明中文系教师徐中玉的“共党”嫌疑具报,赵将密电内容告知徐中玉,令其避开,从而保护了徐中玉。
1947年到1948年,赵太侔对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两次被逮捕的200名学生,采取营救措施。亲自修改营救学生文稿,通过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被关押学生一律不作旷课论处,保留他们的学籍。被捕学生从看守所传出信函,请他以校长地位,呼吁社会贤达进行干预,他应诺予以交涉。这一时期校内学术空气浓厚,同时民主活动活跃,有长风社等文学社团,方生剧社等剧团,大众乐团等音乐社团,当时的山东大学被称为“青岛的解放区”。
1949年4月,在青岛解放前夕,有人劝赵太侔出走南逃,他也曾接教育部密电,嘱令随驻青海军南下广州。但赵留意已决,乃秘密住进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病房(该病房不对外开放)。青岛绥署主任刘安祺南逃时,奉命到绥远路赵的寓所胁迫同行,无奈已人去楼空。
这位历经风浪的资深国民党文职官员,能毅然留下来,大致有三个因素: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统治注定失败,对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彻底绝望;对亲手经营多年的山东大学有依恋之情;自信没有反人民的罪行。因此,他才决然跨出人生的崭新一步。他于1949年11月21日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中写道:“青岛的解放,解除了我的压迫,解脱了我的枷锁,使我得到解救,使我对革命的前途又生出新的希望。”这段话可以看作他的心声。
然而,两次在国立山东大学担任校长的赵太侔,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跨进新时代的。他对山东大学发展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几乎众口一词,山东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赵太侔功不可没。他在与杨振声一起在青岛创办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同时,也为20世纪30年代青岛文化的繁荣搭建了一个良好平台。不仅如此,他筹建了中国第一个本科水产系,筹建了海洋研究所,以及后来在该所的基础上成立海洋系,应该说赵太侔为山东海洋学院的诞生夯实了学科基础。青岛因为众多国字号海洋机构“扎堆”,成为举世闻名的海洋科研城。追根溯源,青岛海洋科技城的源头应是国立山东大学,许多“国”字号海洋机构的掌门人都是“山大人”,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朱树屏等,他们都是赵太侔聘请来山大任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太侔为青岛成为海洋科技城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针对他当年处理学生运动的是是非非则有非议,有人甚至斥之为“反动校长”。建国后长时期内,赵太侔似乎都是个“灰色人物”。据档案记载,因涉嫌学生运动的有关问题,赵太侔于1949年青岛解放不久曾被处管制一年,1951年12月才恢复公民权。1959年5月,在山东大学党委署名的《赵太侔小传》中,其结语中仍写着“1948年又积极支持国民党特刑庭逮捕进步学生,此问题尚未结论”。这是解放近十年后党组织对他的政治结论,难怪赵太侔思想上的阴影一直挥之难去。他在1965年6月30日填写的一张登记表上,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中,都填了1936年和1948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内处理学生的事件,说明他心有余悸。
赵太侔性情沉静敦厚,律己而又自信,细心而又果断,鲜言寡笑,不尚掩饰,不作无聊应酬。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清廉为怀,淡泊自持,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赵太侔作为早期国民党员,从1926年至1928年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一些职务,参加了大革命,从北京到广州,继而到武汉到济南,见证了宁汉合流与分裂,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了收复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活动。这个时期,赵太侔是热衷政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加同盟会的老领导、老朋友丁惟汾、王乐平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还有他的北大同学何思源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赵太侔担任这些职务,盛情难却。
从1928年起,赵太侔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弃政从教,老朋友王乐平的被暗杀,使他厌恶了政治。赵太侔在一份自传里谈了对政治的看法:“王乐平是我的生平好友,蒋介石竟使人将他刺死,这种种倒行逆施,使我非常厌恶,因此动了逃避政治的念头,尽管政治是无可逃避的,我没有想出办法与之完全绝缘,于是我选择了教育工作,以为这与实际政治的距离远一些,这种幻觉许多年一直在我意识里盘踞着。”
建国后,赵太侔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1958年山东大学奉命迁校济南时,他表示愿留青岛。在新组建的山东海洋学院任外语教研室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还任政协山东省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及民革山东省常委和青岛市副主任委员等。晚年,他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工作,写有《汉字改革方案》《汉字新法打字机拟文》等文稿,受到国务院高等教育部、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重视。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文稿全部丢失。赵太侔之于青岛,之于山东大学,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已有公论,自不待言。然赵先生天性寡言,也没留下什么著作,身后又长期被遗忘,这使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今人对他的了解就十分困难。上文所述,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人生履历表式的速描。好在他的好友,在著作或回忆中有一些相关的描写,这就使赵先生的形象丰满了不少。例如,梁实秋先生在其雅舍散文里,留下了赵太侔的几个精彩片段。他认为,赵太侔是一个寡于言的“奇人”。他们相识于美国纽约,后在国立山大共事,赵是校长,梁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说,赵太侔在任校长时,就不善于与官员打交道,他经常聘请众多名人来校讲座,就是不聘请官员来校训话,所以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渠、青岛市长沈鸿烈对他都不感冒,经常借故拖欠或减少国立山大的经费。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赵太侔于1936年去职。梁实秋在文章写道:赵太侔,“寡言笑”的人,闻一多的老朋友,“他曾到上海来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我也耐住性子不发一言,两人抽完一包烟,他才起身而去”。赵太侔一言不发,梁实秋感叹,“饶有六朝人的风度”。几位与赵太侔共过事的老先生,他们一致的印象就是赵太侔“不说话,很少说话”。赵太侔的孙女赵红女士记忆中的爷爷也是沉默寡语,虽然如此,他生活却很有规律。
“文革”初期,赵太侔在沉默中选择了死亡。1968年4月的一个深夜,赵太侔纵身跳进青岛栈桥前海,一个孤独的身影从世间消失了,他试图以生命的尊严,洗掉那个动乱时代强加在他身上的污垢。
1979年10月,山东海洋学院为赵太侔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赞扬其人品道德,肯定其功劳业绩,做出了历史的评价。为山东大学作出累累建树的赵太侔校长如九泉之下有知应感到慰藉吧!

(改写于201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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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云主机
    香港云主机 : 试图以生命的尊严,洗掉那个动乱时代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污垢。 那个时代 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

    2014-03-25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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